泉州百年侨批记忆再生辉 回望那些传奇的人和事

 

雕塑“批来了”(摄于潮汕侨批文物馆)

  侨批产生以来,起到了帮海外侨胞履行赡养留在故乡的父母、妻儿义务的作用,成了国内侨眷的生命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侨批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在国家陷于困境的时代,侨批起到了“强心剂”的作用;在国家建设的年代,侨批又起到了促进作用。

  拳拳赤子心,殷殷桑梓情。本组报道,我们选取了两位分别侨居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华侨寄回的侨批,不难发现,这些华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奉行忠孝节义、多行善事、兼济天下的信条,对家族、家乡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在事业有成后,不忘报效桑梓,慷慨捐赠公益事业。

  ■上篇 侨批中的故事

  铭记华侨赤子心银信往来

  南渡艰辛创业 节俭支援抗战

  家书抵万金。在抗战初期,晋江一名叫施能杞的华侨南渡菲律宾后,多次给家乡亲属寄来侨批。解读其仅存四件侨批,可见其在菲创业之艰难,尽管如此,他仍关心时局,以实际行动戒酒断烟,支援祖国抗战。

  南渡筹款 家书返乡

  施能杞,晋江龙湖衙口人,出生于一个在台湾经商的家庭。在乡亲眼中,他为人严正,不畏强暴,为邻里所倚重。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为筹建故乡南浔小学校舍,施能杞受乡亲委托南渡菲律宾筹募经费。但工作还没来得及进行,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未能遂愿。在此期间,他忧郁成疾,不久逝世,终年56岁。

  1972年,其长子施维雄把施能杞仅留的四件寄给国内家属的信札连同一些名人题词,托人编成《施能杞先生家书》(下简称《家书》),影印行世。长期从事华侨历史文化研究的福建知名学者、华侨大学教授李天锡,在华侨研究领域享有较高声誉。他就《家书》进行了研究解读。

  “通常情况下,一件侨批往往与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有经济联系,但施能杞的这四件家书却展示了当时侨批的另一种功能,即还可以通过与某个人联系后而向其他有关系的亲戚朋友辐射。”李天锡说。

  《家书》中汇集的四件信札都是典型的侨批,除第四件外,其余都有“兹付国币”或“外付国币”字样。李天锡注意到,第二件家书把“外付”的国币伍拾元分成三份,分别给长嫂、庶长嫂与四兄,第三件家书中,他请长兄嫂从此件侨批中拨出多少不一的款项进行分配,而参与分配的人竟达26人之多,甚至请长兄嫂除自己用于年关外,若有可能即“酌给邻右贫寒亲众”。由此可见侨批惠及面之广。

侨批(泉州市档案馆供图)

  艰辛创业 不忘还债

  施能杞育有五个儿子,均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相继前往菲律宾,在父亲的带领下,他们在侨居地宿务创办了白金商行。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白金行总面积是以前的五倍。此外,他们在另一城市开设的“白金城”内还有大型超级市场、戏院、精品店、食廊、旅馆等。

  李天锡介绍,施能杞在第四件家书中详细介绍了创业初期的艰难:“白金商行初创,资本短绌,又产生于最不景气时代。对门面需要粉饰铺张,对内里非常节俭,吃苦耐劳。每月包菜仅拾元,三餐饭粥自炊,十余口伙食全月不过二十余元。客岁春季夏初,营业冷淡非常,琛、鹏两人忧形于色,且营养不足,形销骨立。内子也为之焦灼万分也……”

  由信可知,白金行于1939年11月18日开张,其时“实力不及二千元余”,故只得向亲友挪借方能开业。经营过程中,由于善于做广告宣传,增添时装货物,热情招待顾客,才慢慢有了进展,并逐渐获利。

  在白金行开办前,他们曾创办的“晋源”号因失败而亏欠亲家七千元,陆续还了六千元。施能杞虽身居菲律宾,但对此事尚念念不忘,因此在信中提到,因白金行尚未能应付自如,只好请兄长施能枢从故乡“南浔”(施能杞兄弟早年在故乡创办的“南浔百货公司”)提取一千元还给亲家。

  关心时局 支援抗战

  既为家书,谈的主要是家庭之事。但施能杞作为侨居海外的华侨,谈家事的过程中无不流露出对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切。

  第一件家书中,讲到当年农历十月十六是长嫂六十晋九大寿时,施能杞写道,明年抗战是否就能取得胜利,届时自己是否就能“回归故里”为兄嫂举办“七秩荣庆”尚有疑虑。但同时他对抗战最后必将胜利是充满信心的,在第三件家书中,他写道,“抗战胜利,吾辈便可回家”,把旧房改建成“两层楼屋”。

  施能杞还戒酒断烟,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抗战。他第四件家书中写道:“……弟从前有不良嗜好,烟酒习惯成癖,经民(国)廿八(按:即1939年)七七纪念国难寇氛两周(年),自动断烟节约,至今已逾廿阅月。对酒方面,非酬应恒数月一滴不入口者,惟国家社会捐输义务。嘱诸儿辈晓以大义,力以输将。”

  施能杞还把支援祖国抗战与革除陋习结合起来。他对各种陋俗非常不满,带头在家族中改革,他要求兄长在孙子满月宴上要节约办事,不要铺张浪费,他甚至对其长兄嫂为其得孙庆贺的一些做法提出了善意批评,开导她以国事为重,节约救国,赈恤伤难与贫寒乡邻。

  李天锡说,从家书中不难想象当时的菲律宾华侨“完全脱离”迷信,排除铺张浪费,踊跃捐输,积极支援祖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热烈景象。

  奔走南洋筹款建校建医院

  两年前,泉州召开“闽南侨批”调研座谈会,《回望闽南侨批》同时举行首发式。这本书汇集了大量首届闽南侨批研讨会论文集,其中,广东汕头蔡焕钦带来一组旅居马来西亚北部吉打州侨领骆清河先生寄给家乡惠安县埕边村胞姐骆清枣的侨批,展示了骆清河发起捐款兴办玉埕学校及医院的过程。

  批信透露捐款困难重重

  据蔡焕钦文中介绍,1955年8月11日,骆清河写给胞姐骆清枣的批信中,详细讲述了学校预算费用和对当地侨胞捐款数目的安排。批信写道:

  “家乡建校事虽此次联兴弟归国回马后竭力提倡,迄今茫无头绪可言,其不能获得诸侨亲响应者,联兴个人未能尽量输将,且初步与德益协商意见相左,至今难获一致。惟兹事体大,非一二人所能担负。

  ……

  依图预算之建筑费须拾万元之马来亚币,有多无减。在此巨额之数目捐款,现所承认者尚未及半数,若马虎从事,势成半途之羞,所以现刻之急切步骤就是认捐之决定。比如联兴、德益能慷慨解囊为倡,各按贰万元,则弟当追随其后,三人如能得六万元则事半功倍矣。”

  批信称,建校费用不少,需要众人合力捐款方能成事,但两个主要参与者联兴和德益意见分歧,各有打算,捐款之事此时尚觉困难重重。

  解囊相助 建校办医院

  骆清河除自己捐款外,还代家乡的姐姐和婶婶捐了款。为管理捐款建校事宜,侨商们组成了玉埕有限公司的管理机构。发动捐款成功后,骆清河继续关注家乡建校工程的进展。在1956年1月24日寄达的批信中,要求姐姐将学校是否动工兴建的情况在回批中告知。惠安县志记载,这次参加办学捐款的骆清河、骆联兴、骆连胜还和骆木森、骆嘉麦等人,捐资创办惠安玉埕医院,1956年春破土兴建,当年11月竣工开诊,院址就设于埕边村。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骆清河先生是活跃于当地的侨领,抗战期间他曾是马来亚吉打区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负责人之一,与其他爱国侨商多次组织筹赈活动,捐献金钱、衣物、军备支援祖国抗战,他还热心参与推动当地吉打华侨中小学校的建设,1958年发起筹建吉打中华总商会与马华公会联合新会所。他对于宗族内之贫苦者,不分亲疏,均解囊相助。

  多位侨领助阵方成功

  三个月后,骆清河在1955年11月15日写给胞姐的批信中,再次谈到捐款办校的事情。

  这一次请来德高望重的侨领刘玉水先生帮助并联系磋商,且来自香港的骆水法先生从中奔走斡旋。骆清河更将自己的认捐额增加了五千元叻(指新加坡)币,事情终于有了成功的希望。刘玉水先生是马来西亚惠安籍著名实业家,抗战时曾任南侨筹赈总会槟城分会主席。

  据惠安县志记载,1950年,刘玉水捐资逾100万元,创建荷山中学、荷山小学、东岭小学、西埔小学、延寿小学、潘湖小学、湖坝头小学和净峰小学。当时荷山中学与集美中学、国光中学并列全省三大侨办中学,刘玉水为此获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金牌及奖匾。骆水法先生是香港惠安籍侨领,曾任香港惠安同乡会顾问。在1955年12月17日的批信中,骆清河先生向姐姐报告了办校捐款成功的喜讯。

  ■中篇 侨批业历程

  百年侨批那些传奇人和事

  

海外侨胞请知书识字的老先生代为撰写批信,再通过侨批局托寄给家乡的眷属。(网图)

  侨批业兼具金融和邮政双重职能,泉州侨批业经历了100多年的演变,其发展轨迹主要是从水客到客头再到信局最后大部分归属于银行,在服务侨眷,沟通侨情,争取侨汇等方面,为泉州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说到侨批,水客是无法绕过的环节,而王顺兴信局则在闽南侨批业中最具代表性,他们在泉州的侨批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海上传奇:开启侨批的水客

  水客,即指经常往返侨居国(南洋一带)和国内的华侨,后发展为海外侨胞递送侨批侨信及物品给国内侨眷的中间人,并逐渐演化为一种职业。可以说,水客逐渐开启了侨批业,一些富裕水客(客头)还顺应形势,创办组织民信局,将侨批业带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产生

  传递侨批的中间人

  水客的产生与泉州的海洋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自唐宋以来,泉州的海外交通就已频繁,宋元时期的刺桐港更是世界著名大港,泉州人自古就有乘风破浪的冒险精神,熟悉海外情况。后来随着港口衰落,加之地少土瘠,跨洋过海谋生者越来越多。

  男人出海打拼,家中有父母妻儿,须寄钱回家或传递音信,当时邮政局等未曾出现,代送侨批侨信的水客就应运而生。

  水客随着船帮(早期是帆船,后为轮船)来往于国内与南洋间,携带国内丝绸、瓷器、茶叶等特产前往销售。有的水客顺便带新客前往南洋,到达目的地后还介绍职业,由此得到一定报酬,这些水客又被称为客头。水客或客头去南洋后,他们向同乡、亲友、熟客收集银信,待回到国内,按照地址登门派送银信,传达海外亲人口信,并索取回批(回信),同时取得报酬。

  百余年前,正是这批漂洋过海谋生的水客,为侨胞捎信、带钱、带物,逐渐开启了侨批业的源头。

  

王顺兴信局之船楼(胡彦明/摄)

  传奇

  漂洋过海生死难料

  由于常年漂洋过海,水客面临着诸多危险,有的葬身鱼腹,有的遭遇抢劫。但闽南人敢拼敢赢的精神,并未让这些水客裹足不前,他们勇往直前,在海洋上留下几多传奇。

  早期,水客一年最多往来两三趟。每次都广泛搜集侨批,等待积聚到一定数目才动身。“航海靠帆船,航行靠风力,受气候限制很大。从南洋回国,一叶孤舟,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逐浪漂泊。”由此不难想象途中艰辛。一次,永春街尾一个叫宋质的水客搭帆船回国,途中被惊涛骇浪漂至一个孤岛,无依无靠,每日仅靠几粒花生米维持生命。他为此一度发誓过了49岁就不再当水客,事实上,年过五旬后,宋质依然奔波泉州与南洋两地谋生。他的不畏艰难险阻的勇气也得到了乡邻的肯定,并被写入志书。

  天一信局创始人郭有品也颇富传奇。有一次,他乘船回国,途中遭遇沉船,虽然幸免于难,但随身携带的侨款洋银800多元全没了。回到家,他变卖田产偿还,并因此声誉大增。

  大部分水客表现出高度的诚信精神,虽然经手银信,却很少发生贪污钱款的事情。不少水客还为不识字的侨眷写回信,因此在闽南,水客似乎还是一种亦儒亦商的行业,而成为当时一种热门职业。

  鼎盛

  闽南数县一度上千人

  随着航运逐渐便利,越来越多的水客乘船往返于泉州与南洋间,闽南数县水客一度上千人。

  据《星洲百年史话》记载:“百年前(1847)星洲商业区市街,每见华人拥挤其间,彼等多系苦力,当甘密或胡椒园工人,其所以集之市街,不外为办理由帆船汇款回乡之手续,彼等寄至故乡银信,多托同乡水客,或相识之归侨,或由近日所见之每一帆船专司其职其事之搭客带返,寄款者将其银信交与此辈水客,由水客按金额抽取10%的手续费。”

  19世纪60年代后,清政府对携资回国的华侨采取保护和鼓励的政策,为适应这一需要,水客更是大量出现,资料记载,光绪末年永春仅五里街城关一带就有水客60多人。这些永春水客在南洋收齐侨批后,到新加坡汇丰银行办汇款到厦门,再由厦门转泉州领白银,挑回永春。每趟6担至8担,每担1000元白银,分装2个大草袋,一天赶回永春。

  清朝末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侨前往南洋,华侨经济状况也有了发展,汇款也显著增加,水客经营方式已开始不能适应新情况发展的要求。这时,一些富裕的客头或华商遂组织民信局(有的称银信局,后名为侨批局),经营侨批、侨款的递送业务。由于业务逐渐发展,客头也难以单干,不得不与民信局合作,或为其雇用。侨批业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王世碑:从水客到泉州“邮政之父”

  1871年安海成立的郑顺荣批馆为泉州最早的侨批局。鼎盛时期,泉州侨批局多达数十家,而最具代表性的则要数王顺兴信局。王顺兴信局创始人王世碑一生颇为传奇。他从一个穷苦水客,到后来无人不晓的侨批界翘楚,他的故事也折射了泉州侨批业的盛衰。

  走水40年

  办泉州首家邮政所

  泉州华侨历史学会理事陈如榕先生介绍,据王世碑的孙辈撰文讲述,王世碑是泉州新门外王宫村人(即今江南街道王宫社区),自幼家境贫寒,以剃发为业。清咸丰元年(1851年),19岁的他前往厦门谋生,在一条往返厦门和小吕宋(菲律宾)的大帆船上当船工。那时开往吕宋的航船,往返一程不过20多天,如遇暴风大雾,则需一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王世碑既老于航海,深知旅客海途艰苦,对于搭客,每尽心照料,因此其人缘极好,深得往来搭客信任,经常帮助捎带银物书信。后来,他干脆辞去船工一职,成为职业“水客”,以代客传送信款为业。他兼做客头,开始“走水”的生意,赚取佣金。当他攒了一定名望和资本后,还雇用水客。

  1896年,中国设立邮政机构。王世碑瞅准商机,于1898年在厦门向清政府挂号创办王顺兴信局,它是清廷邮政厦门总局最早设置在泉州的邮政代办所。此时他早已年过六旬。由此,王世碑成为名副其实的泉州“邮政之父”。

  1912年,王世碑年老去世,享年80岁。此前,他已将信局交由后人王为针、王为奇打理。

  三代经营

  由盛至衰破产关闭

  王宫街38号,奇园。这里是王顺兴信局遗址。昨日,记者来到这里,探访奇园和“船楼”建筑群。虽历经80多年沧桑,有的地方已风化斑驳,但两大建筑气派依然。奇园为欧式风格,而“船楼”则为闽南传统建筑结构,吸收了西式建筑元素,亦移植了南洋建筑风格。

  据介绍,1928年春天,王为奇兴建奇园,其主楼就是兴盛一时的王顺兴信局;王为针则于1929年兴建“船楼”建筑群,两人分别负责海内和海外的邮政业务。

  根据1936年晋江县政府统计员王家云对1930年至1936年侨批业账目的调查,王顺兴信局每年收送侨汇约100万银元。史料记载,王顺兴信局“业务日益发展,盈利日丰”,虽然王顺兴信局接连于1923年、1927年和1930年3次在海内外遭受当地警匪敲诈、抢劫,损失巨大,但一直坚持到1935年关闭。王顺兴信局历经三代人的经营,留史于侨批业。目前,王家后人仍在全世界开枝散叶,颇有出息。

  2008年12月,王顺兴信局申报福建省文保单位获批,2010年8月9日,国家文物局对该遗址进行实地考察验收,王顺兴信局有望成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相关新闻

  泉州侨批业历经百年演变

  侨批业兼具金融和邮政双重职能,泉州侨批业经历了100多年的演变。

  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有关侨批的最早记载,在石狮大仑一本《蔡氏族谱》中有所提到,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一位菲律宾华侨托人带信及钱款回家,供父母兄弟度日使用。

  早期,华侨与国内亲属联系,包括寄信寄钱主要依靠“水客”或“客头”来递送。随着邮政、银行汇兑业的产生和不断发达,华侨寄信汇款方式日益多样化,遂在19世纪末产生了专为华侨寄信汇款服务的商业机构——侨批业。1871年安海成立的郑顺荣批馆为泉州最早的侨批局。而王顺兴信局则在闽南批信局中最具代表性。1896年,中华邮政局成立后,民信局(含经营侨批的民信局)隶属其监管。1934年,邮政总局取消国内民信局,但对专营侨民银信的定名为“批信局”,仍准予营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侨批业隶属银行管理,主要侧重于管汇方面。对经营侨汇、侨批的行业(包括水客),除指定银行外,均称为“侨汇业”。1972年5月,国家决定取消私营侨汇业,由银行接办其业务。1976年1月起,泉州地区的侨批业全部取消,泉州市区侨批业归入中国银行,侨批业至此结束。

  ■下篇 侨批保护利用

  百年记忆再生辉保护利用

侨批局使用过的印章(资料来源:网图)

  侨批虽已退出现实舞台,但作为见证历史的珍贵文物,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

  目前,“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简称“亚太记忆”)固然可喜,更重要的还是对其进行保护抢救,让百年侨批的价值继续得到开发利用。

  市档案馆藏近三千封

  据了解,泉州市档案馆是福建收藏侨批档案最多的公共机构。据市档案馆保管利用科科长林敏红介绍,目前发现的侨批以广东、福建两省最多。其中,广东省侨批数量较多,约有14万封;福建省以闽南侨乡为主,约有3万封。

  有说法是,侨批档案,广东看数量,福建看精品。而“以质取胜”的福建侨批精品多在闽南一带。其中,泉州市档案馆现有侨批实物封2970个,包括正批1695个,回批410个,票据73个,侨信980多份;另有侨批扫描件3万多件,账本若干。

  从来源地考察,市档案馆的这些侨批分别来自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国;从收信地来看,主要涉及泉州、厦门、漳州等闽南地区。从时间跨度上看,有清末、民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等各个时期的侨批;从涉及的侨批局来看,有120多个。

  泉州市档案馆馆藏侨批,以反映家族或家庭为背景的占大多数。其中,比较典型的包括曾云螺家族的98封侨批、许书琏家族的400多封侨批、侨信。可以说,通过这些家族的侨批,真实地反映了清代以来泉州民间与东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情况,也是记录近代国际移民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和泉州侨乡演变最完整、数量最多、最真实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民间档案文献。

  保护抢救并开发利用

  林科长说,总体来说,侨批的保存状况不容乐观。由于侨批封原先长期留存民间个人手中,没能得到妥善保管,加上时间久远,许多侨批封存在虫蛀、霉变、破损等问题。另外,不少侨批收藏者着重研究侨批信封的集邮价值,无形中也造成信封破损、内信残缺、信封和内信不符等问题。与此相同的是侨批史料也长期得不到重视和保护,许多珍贵的资料已轶失殆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损害将更加严重且不可逆转。为此,对侨批进行抢救是一项紧迫的工作。两年来,泉州市档案馆积极投入,组织资金和人力,开展侨批实物征购、侨批局遗址勘踏和口述侨批历史工作。

  侨批源于民间,作为侨乡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历史见证,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多个领域。可与典籍文献互为印证,是研究华侨史、金融史、邮政史、移民史、海外交通史等学科的珍贵资料。因此,市档案馆在收藏大量侨批封以及相关的侨批史料后将尽快建立一个侨批开发利用的平台,使侨批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申遗路线图]

  政协委员五度提案 力促侨批申遗

  提起侨批申遗,福建省政协委员、泉州知名文化专家林少川是绕不开的人物。从2008年起,他连续五年在省两会上提交提案,建议加快“闽南侨批”申报“国家档案文献遗产”,进而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政协委员提案建议申遗

  2007年底,泉州学研究所所长林少川在广东参加一次侨批研讨会时,受邀参观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侨批文化馆”,该馆是全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收藏有侨批实物、影像资料等近10万封(件),给林少川以强烈震撼。

  “闽南地区的侨批无论从历史地位、史料实物等方面都可与潮汕地区媲美,为什么我们不能申报世界记忆文化遗产?”在林少川眼中,“闽南侨批”独具特色,是研究海外华侨移民史、海外交通史乃至国际关系学史等方面的重要历史文献,极具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他认为,首先应该从政府层面行动起来。

  2008年1月18日,在省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林少川联合陈小钢、陈庆元等5名泉州籍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闽南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建议》。

  提案建议:由省政府出面,牵头组织将“闽南侨批”文化的抢救研究纳入建设文化大省的文化工程,拨付专项资金加以扶持;组织专家学者、相关部门深入发掘、抢救、整理、研究“闽南侨批”文化,并将“闽南侨批”文化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档案部门落实促申遗

  2009年1月,林少川再次在省政协会议上提交提案。这一年,闽南侨批申遗得到省、市相关部门的重视和落实。

  2月25日,泉州市档案局领衔承办林少川关于闽南侨批的提案,提出办理的初步意见。

  3月18日,在泉州市政府推动下,成立协调工作小组。

  5月11日,泉州市档案局对有关“闽南侨批”申报做重要指示。

  5月31日,闽南侨批以福建侨批的身份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

  6月4日,省档案局同意成立侨批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作领导小组。

  9月8日,泉州召开“闽南侨批”专家座谈会,省内外专家学者等11人,就闽南侨批的重要性认识、保护、开发利用等发表看法和见解。

  自此,闽南侨批申遗步入快车道,泉州市政府还专门拨款用于侨批实物征集收购以及申报支持工作。

  此后,林少川连年提案,力促“闽南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经过多方努力,2010年2月22日国家档案局“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召开会议,“福建侨批”和“广东侨批”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2年5月传来捷报:“侨批档案”入选“亚太记忆”,将于明年冲刺“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学者说侨批]

  2009年,泉州市档案局在准备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时,国内外十位专家学者特地就闽南侨批的特点、历史和价值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柯木林(新加坡华人历史研究专家、独立学者):

  侨批以一种风格独特的“银信”方式,填补了官方档案中对基层史料记录的某些空白片段,是研究近百年中国社会史的珍贵文献。伴随侨批研究而衍生出来的诸多课题,如其运作方式、传递线路、汇兑民信等,足以窥视近代中国社会动荡的历史图景,及基层人民的生活。这种特殊的民间文献,在世界文明史上实属独一无二,值得铭记与研究。

  李亦园(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泉州籍著名人类学家):

  闽南侨批见证了闽南侨乡与东南亚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是反映区域经济文化形态变迁的重要文献;闽南侨批保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书信风貌,书法艺术和优美辞章的完美结合于其中;闽南侨批所包含的内容涉及中外交通、邮政、金融、贸易等等领域,是研究这些领域的原始素材;同时,反映了中国移民的目的及其对移出地和移入地的经济推动作用,对于考察当今国际移民的影响、导向、政策均有积极的意义。

  李鸿阶(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国务院侨办咨询专家)

  福建侨批历史悠久,数量巨大,形式多样,地位突出。它有如一部厚厚的“家书”,承载着浓浓的亲情、乡情和思念之情,既是沟通中外关系发展的历史缩影,又是海外华侨奋斗史的生动写照,蕴涵着极其丰富、独特的史料价值,对挖掘侨批资源宝库有重要的意义。

  陈志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侨批不仅在信件的传递和资金的运送方面贡献良多,在海外华人与故乡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之间的联系起到纽带作用。因此,侨批对于家庭关系的维持、亲属之间的联络有种决定性的作用。

  时至今日,这种方式早就时过境迁,但是它的历史和曾经发挥的作用,以及存在的意义,从来都不会因为历史的变迁和时日的增加而丝毫减少,抑或失去意义。恰恰相反,它们的史料价值,它们对于海外华人在外拼搏的历史记载,意义非凡。

  “侨批”现象作为档案文化遗产得以保护我是支持的。我们现在可以从各种档案文献、期刊、报章、历史文献、地方志以及论著、论文中查到有关侨批的研究,应该说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

  庄国土(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院长、教授)

  福建与广东同为中国最重要侨乡,也是侨汇的最主要接受地。改革开放以来,侨汇对侨乡发展不但仍具有经济意义,对侨乡人文精神亦具有提升作用。侨汇所体现的华侨华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爱乡主义精神,是中国重要的人文精神资源。

  福建侨乡收藏大批侨汇资料文献,如能适当发掘和整理,当成为巨大的文化财富,对弘扬华人华侨和国民的爱国爱乡精神,将具有重大意义。此外,侨汇文献研究,也是中国经济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国际关系等学科的重要工作,对提升区域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有较大的学理性价值。

  王连茂(泉州海交馆名誉馆长、研究员)

  随着华侨文物的日益流失,尚有大量蕴藏于民间的此类“侨批”,亟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进行抢救性的搜集。而且,它完全具备条件,作为一种特殊意义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本组系列报道参考文献:《泉州侨批业史料》、《回望闽南侨批》等,感谢泉州市档案局及刘伯孳先生对本组报道提供的帮助)

(来源:东南早报) 

来源:東南早報 2012年07月23 日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