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歌册”的文化价值与美学特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今时代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正在上升为一门全球性的“显学”。我国作为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传统的文明古国，不仅历史非常悠久，而且文化的遗存也非常丰富，保护的任务更加艰巨。广东作为古人眼中的“荒蛮之地”和现代人眼中的“开放前沿”，其所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十分丰富，并且具有自身特殊的品格。比如“潮州歌册”，就是其中较为独特的一种。
        “潮州歌册”是广东地方曲艺“潮州歌”的演出脚本。“潮州歌”是广泛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和福建西南部的东山等地，以及香港和澳门的地方曲艺形式。在海外潮汕籍的华侨之中特别是东南亚一带，也有广泛的流传。因为这种曲艺的说唱表演，是由表演者按照曲本“照本宣科”式地“念诵”或“吟唱”，所以，作为脚本的“歌册”在这种艺术的表演和传承之中，须臾不能离开。“潮州歌册”虽然是属曲艺表演的“娱乐”和“审美”凭借，但所蕴涵的诸多历史文化价值和特殊美学意味，又远远超出了这种曲本的本身。
        首先，现存的“潮州歌册”抄本不仅是“潮州歌”曾经十分发达的历史确证，而且是古代内地和闽粤地区艺术交流的特殊见证。“潮州歌册”的当代遗存十分丰厚，尽管经历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浩劫，但至今保存在海内外图书馆和民间爱好者手中的各类抄本，依然数量不小。仅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年出版的《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所收的数量，就
有洋洋70 大册共130 种约2000 余万字。据有关专家考证，清代的江南“弹词”和广东当地的“木鱼歌”等等的曲本流入潮汕地区后，被当地人依歌谣吟诵的方式，采用当地方言自娱吟唱，促成了“潮州歌”这种曲艺表演形式的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讲，“潮州歌册”对研究曲艺发生学，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标本”。
        其次，“潮州歌册”不仅是“潮州歌”表演的重要现场依托，而且是海外游子寄托乡情和表达乡思的特殊手段。“潮州歌”表演是吟唱或念诵者将“歌册”摆在眼前的桌案之上，“照本宣科”地依次进行，自娱性因而成为非常鲜明的审美特点。生活在潮汕地区的老百姓，过去几乎人人都能念诵表演。过去许多台湾及海外华侨，给故乡的亲人写信，甚至都采用“潮州歌册”的唱词体式。可见“潮州歌”在海外游子的心中，不只是思乡的凭借和乡情的慰藉，也是一种文化的脐带，精神的依托。
        再次，“潮州歌册”不仅是古往今来潮汕地区的人们生活娱乐的重要方式，而且是当地百姓进行传统教育和道德教化的特殊手段。“潮州歌”虽名为“歌”，事实上却是属于曲艺中的“说书”而非“唱曲”。“歌册”的曲本体制及艺术的审美功能，主要属于长篇的“叙事”。因此，这里的“歌”当作“叙事长歌”而不作“歌曲”解。由于“潮州歌册”的影响在当年非常深广而且巨大，所以从清代至民国时期，当地不仅出现了诸如“李万利”“李春记”“瑞文堂”“友文堂”和“友
芝堂”等主要刻印售卖“潮州歌册”的民间书坊，而且人们还将“潮州歌册”作为结合娱乐审美进行伦理教化的工具与手段，成为衡量人们精神生活的特殊标尺。不但许多孩童的人生理念和生活理想是从“潮州歌册”的故事和人物身上学来的，而且许多人家甚至将收藏“歌册”的多少，作为显示身份的象征。一些人家的女儿出嫁，也以陪嫁“歌册”及其多少，作为有否文化修养的标榜。
        当然，作为曲艺表演的脚本，“潮州歌册”的价值，更多地还是体现在其本身的思想内容方面。举凡历史演义、袍带公案、胭粉灵怪、民间传说，以及朝代更替、忠孝节义、劝善惩恶、悲欢离合等等，在“潮州歌册”里都有表现。题材相当广泛，内容十分宏富。虽然，其间难免有着封建性的糟粕，但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潮汕民众的历史意识与审美眼光，可以窥见一方热土的社会心理与价值取向。其文学上的风格更为独特：说历史大事如道家常，抒儿女情长似造天籁。至于蕴含其间丰富异常的艺术养料，不仅对“潮州歌”的复兴有着直接的历史推动，其由韵文叙事到人物塑造包括口语修辞等等的独到技巧，对于现实的文艺创作和审美创造，无疑也有着较高的借鉴价值。而从诸多的创作品去看，“潮州歌册”不只是潮汕地区老百姓消遣娱乐的“茶余饭后”，同时也有着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匹夫情怀”。比如一部题为《新中华》的九卷歌册，创作于中国人民推翻封建帝制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书中大力颂扬了“共和之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业绩，描述了人民推翻帝制的高昂热情，勾画了当年改朝换代的历史长卷。这份研究当时曲艺创作的重要艺术资料，是我们透过艺术体会当年民众对于共和态度的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从这个角度去看，类似的民间曲本资料，便不只是一卷卷对于民间艺术审美智慧的物化凝结，更是我们观察和了解过去岁月的立体画轴，非常值得我们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