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是以口头语言进行“说唱”的表演艺术形式，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艺术文化的发展演进中，占据着十分特殊的地位。不仅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普通民众的精神与心灵，而且孕育了诸如章回小说等文学体裁，是众多地方戏曲剧种得以形成的重要母体。千百年来，在中国最广大民众的精神审美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产生着恒久的影响。
中华各民族和各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曲艺形式流传。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曾经和正在流行的曲艺品种，不下500个。包括说书、唱曲、谐谑三种基本类型，说、唱、又说又唱和韵诵(似说似唱)四种表演形态。自古以来，作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的典范代表，这种综合性表演艺术形式的艺术传统包括说唱脚本的传承流布，主要是凭籍口耳相传的方式，文字刊本在历史上极为罕见。这就使得那些有幸得以刊行的曲艺曲本，愈加独特和珍贵。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对于这种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尚未有过较为集中和深入全面的系统搜集与整理出版。除了宋元话本的断章残卷，上海出土的十三种《明成化说唱词话》，以及“敦煌遗书”里的变文、话本与曲子词等等，真正属于曲艺艺人演出脚本的曲本文字，即使在各地曾经有过不同程度的刊布传抄，也是形只影单，不成阵势。一遇不测变故，极易随风流散。为了改变这一面貌，以中国国家图书馆为依托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自觉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将珍贵稀见旧版曲艺曲本，分门别类进行搜求，陆续集纳影印出版，以《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的形式相继推出。在填补出版史上选题空白的同时，给了这些“文史研究的多棱化石”一个重放异彩的切实机会，为中华艺术文化和审美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殊为可贵的文献资料。
煌煌70册的《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作为该丛刊推出的第一辑，收入清代刊行潮州歌册最为著名的“李万利”、“李春记”、“瑞文堂”和“友芝堂”等书坊印行的“潮州歌册”130种。其中篇幅最长的多达70余卷，30余万言；最短的也有两卷，约万余言。全书总计约2000万字，装帧精美，印刷考究。堪称传统文化发掘抢救的优秀成果，学术文化基本建设的传世巨作。
“潮州歌册”是广泛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及福建西南部、香港、澳门和海外潮汕籍华侨之中的地方曲艺“潮州歌”的说唱脚本，也是旧版曲艺曲本中，形态较为典范且特色较为鲜明的一种。
“潮州歌”历史悠久，相传由元明以来的北方词和江南弹词流传到潮汕地区演变而成，并拥有十分雄厚的群众基础。表演形式说唱结合，以唱为主。曲本体裁散韵相间，韵文居多。唱词的句式多为七字上下句，间或也有“三、三、四”词格的十字句。一些曲本还有个别三字、四字、五字和六字的句式集中地穿插和点缀其间。通常每卷(回)开头均有四句起兴性的“诗云”开篇，押韵十分自由，插白运用灵活。说唱表演无需乐器伴奏，属于拖腔拉韵的徒歌式吟诵。表演时多将歌册置于眼前，以为提示，形式简便而易于掌握。不仅说唱表演的爱好者非常普遍，就连说唱表演的脚本也被广泛刊行。只是，这种传统只保持到清末民初，此后便日渐衰微，不复往昔。
但“潮州歌”的价值与魅力，在散落民间的“潮州歌册”刊本里有所保留。只是，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外侮内战的兵燹与动乱，经过了20世纪下半叶“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与浩劫，流传民间为数众多的“潮州歌册”，已然散失殆尽。
在这种情势下，《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的出版，便显得格外重要。对于伸张和延传“潮州歌”的艺术血脉，丰富中华学术的资料武库，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其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将随着时光的逐渐推移，日益显示出来。
《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中的曲本，题材非常广泛，内容十分宏富。举凡历史演义、袍带公案、胭粉灵怪、民间传说，琳琅满目；朝代更替、忠孝节义、劝善惩恶、悲欢离合，不一而足。通过它，可以看到潮汕民众的历史意识与审美眼光；透过它，可以窥见一方热土的社会心理与价值取向。绵绵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悠悠无定则的现实人生，在这些曲本文献里，有着至为独特的审美诠释，和别具一格的艺术折射。其曲本文学的艺术风格饶有特色：述说历史大事，知道家常；抒写儿女情长，似造天籁。秉持着通俗朴实的形式意味，呈示出清醇隽永的美学品格。被誉为“人民心底的通俗史”、“世道人心的万花筒”。至于蕴含其间丰富异常的艺术养料，不仅对“潮州歌”的复兴有着直接的历史推动，其由韵文叙事到人物塑造包括口语修辞等等的独到技巧，对于现实的文艺创作和审美创造，也有着较高的借鉴价值和不尽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