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歌册的创作与吟唱

    关于潮州歌册的创作与吟唱这个话题,在我的脑际已经盘旋若干年时间。近期,我拜读了林声友先生发表在《潮州社科》的《谈潮州歌册的传承与创新》一文,颇有感触。先生在文中描述了潮州歌册的过往和现状后,着重指出:“潮州歌册的衰落,除了妇女们多数参加工作,没有时间唱歌或听歌,其主要原因是人们对潮州歌册的淡忘,也就是对潮州歌册缺乏兴趣。潮州歌册虽然列入了‘非遗’,传承和创新的呼声也此起彼伏,说到底,就是有关文化部门对传承潮州歌册的重视不到位……”先生还强调:“为什么潮州歌册就是‘热’不起来?我认为,这要归咎于有关文化的领导者对传承潮州歌册的工作没做好……”我无意对先生的看法加以置评,但其大作至少是促使我动笔写这篇文章的原因之一。

    我曾经请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一位领导兼专家:你们抓潮州歌册的传承工作,哪一项重要,是创作还是吟唱?他明确告诉我:两项都重要,都抓!善哉斯言。然而,迄今为止,事实并非如其所言。潮州歌册保护单位抓吟唱,举行过交流会、举办过培训班、进行过巡回演出,苟且不论效果怎样,毕竟有多种形式的尝试。反观抓潮州歌册的创作,却一天也没有付诸行动,而时间已经过去了九年。至于是什么原因,外人不得而知,未敢妄加猜测。

    先谈谈潮州歌册的吟唱。曾有人煞有介事地宣称:经调查,我市现在会唱潮州歌册的人,只剩有十几人!实在佩服其丰富的想像力。我属于孤陋寡闻之辈,但亲耳聆听过其唱潮州歌册的人数就不止这个数字。实际上,只要是热衷收听潮州电台戏曲广播的人士,便能知道,有多少人通过电话热线,在电波中唱过潮州歌册;而根本打不通电话热线、或缺乏胆量打热线的人,谁又知道有多少?我还知道,在这批人中,既有中、老年妇女,也有青年女性,而且也有老中青的男性。顺便说几句或许并非题外的话:无论是谁,多一点务实求真的工作作风、少一些想当然的武断说辞,于公于己、待人处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吟唱潮州歌册,除主观因素外,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年纪较大的人基本知道,昔年城乡星罗棋布的抽纱工场,已经不复存在;而农村的闲间,也已少之又少。不言而喻,聚集大量抽纱妇女和姑娘、让唱潮州歌册的能人施展身手的场所、氛围缺失,感受不到吟唱潮州歌册的动人景象及吸引力,便不足为奇了。而潮州电台戏曲广播开通电话热线,自然成为喜好唱潮州歌册的人新的平台。

    我认为,唱潮州歌册的关键不是会不会,而是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目不识丁、有残障者外,谁都会唱潮州歌册,区别只在于听者感到悦耳还是刺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计其数的唱潮州歌册的高手,都没有经过什么专业训练、都是无师自通、都是在反复的实践中逐渐提高吟唱技巧。当时的文化馆曾组织培训、教唱;肖菲老前辈还悉心总结了《潮州歌册十种唱法》,这些举措,所起的作用,就是因势利导、推波助澜。《潮州歌册十种唱法》十分珍贵,其要点是如何根据歌册本子的内容、句式,在感情方面加以抒发、烘托,已经属于较高层次的唱法。如今,识得简谱者可以借鉴,有助于提高吟唱水平;有心人经过总结,也可能奉献出第十一种直至N种唱法。

    潮州歌册的吟唱,属于个体白口朗诵,不受音域、调式、节拍等等的限制,可以自由发挥、甚至随心所欲唱出来。歌册本子的基本要求是押平声韵、歌文流畅、表达清楚、琅琅上口,这样便为吟唱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况且句子中的词汇由于平仄声的缘故,形成了内在的韵律感,所以吟唱者完全能够凭直觉自动调整腔调,达到悦耳动听的追求。有一点往往被人们忽略,那就是歌册本子什么样关乎吟唱的难易和效果。俗话说得好:无好工具、害死媳妇。如果歌册本子的句子不押韵、不通顺、不流畅甚至词不达意,就是肖菲老前辈这般明星式人物,恐怕也拿它没办法。举几个例子,例一:宪宗奉他如至宝,封他当上台州官,方士封官世少有,一时惊动满朝堂。例二:金盆银山搬过海,渔盐之地变侨乡,省尾国角成通衢,运河功劳不可无。例三:争分夺秒勤补课,各科成绩列前茅,师爱唤醒小迷童,园丁精神堪赞扬。这些段子都是四句歌文四个韵、并且平仄杂乱,就算强行贴上潮州歌册的标签,唱起来会好听吗?有兴趣或不信的人不妨一试。还有一个问题无须回避,用现代汉语词汇写的新歌册往往比旧版老歌册吟唱的难度大,对识字程度也要求更高。我想,这应该与我们日常说话使用语言习惯不同有较大关系。因此,我建议吟唱时,试着同步做些翻译。比如,“相识”唱成“烧北”、“媳妇”唱成“心捕”、“顾客”唱成“肚仔”、“晾衣服”唱成“曝衫裤”等等,或许歌文会更为通畅,唱起来觉得更顺口。

    再谈谈潮州歌册的创作。写潮州歌册这件事,实际上操作起来很简单,只要具备一定的文字基础、理解并按照这种文艺体裁的基本要求去做,就能写出作品;熟能生巧,写久了、写多了,自然而然会写出自己满意、受众欢迎的作品。套用一句熟语,就是入门既不难,深造也能办得到。说千道万,主要还是有没有兴趣或者有没有需求的问题。说句心里话,我非常希望有更多喜欢潮州歌册的人加入到写作的行列中来,展示才华。

    目前,我市潮州歌册创作的状况,总体而言,作者人数有限,作品也不多,而且水平参差不齐。有影响的作者或作品,就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文艺百花的重新绽放,我市潮州歌册的创作也出现了生机、开始复苏,陈觅、施坤炎、陈放、庄群、陈思佳等作者,写出了一批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作品,发表于《汕头日报》、《潮安文艺》、《演唱资料》、《潮州文艺》等报刊,推动了创作潮州歌册的复兴。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除了部分老作者依然充满活力外,也涌现了一些中、青年新作者,喜爱潮州歌册、满怀写潮州歌册的热情,陆续创作、改编了许多潮州歌册,有的在《潮州日报》、《潮州》、《潮州文艺》发表,有的在潮州电台播出,有的搬上舞台演出,有的较有质量在省里获奖。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已经近四十年的时间,仍然没有形成较像样的规模、缺乏整体效应、影响力较弱,与我市潮州歌册创作兴盛时期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者群体的水平名气、作品整体的质量档次、题材内容的丰富鲜活、出版发表的数量篇幅,都是令人鼓舞、惊叹、享受、欣慰的。今昔对比,发人深省。不要讳言今不如昔,敢于承认落后是一种积极、负责任的态度,有利于鼓动士气,增强继续探索新路的信心。然而,探究造成当下这种局面的原因,却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明白的,它涉及许许多多的因素,包括社会大环境的不断变化、客观现实对传统文化的制约、人民群众娱乐多元化的需求、商品经济大潮和现代高科技的冲击、人们价值观的世俗取向、对所谓成功人士的偏颇评判标准,等等。有的因素其影响力难以估测,某些观念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甚至还有不可逆转的因素。2014年有研究潮州歌册的学者撰文明确指出:“……潮州歌册基本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人们的记忆。这是非常自然、非常必然而又非常合理的。”结论似乎下得有点太早。我对潮州歌册没有作什么研究,仅仅读过一些相关的资料和文章、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但没有如此悲观,只是深刻明白:潮州歌册的继承、创新、发展、再度繁荣,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情。

    前文提到林声友先生所写的文章,该文充分体现了他对我市潮州歌册创作的关注和期盼。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先生对有关文化部门潮州歌册传承工作的“不作为”颇有微词,殊不知尚有更加离谱的“乱作为”。肖菲老前辈驰誉文坛、毕生的心血结晶却被冠冕堂皇地说成是他人的东西,上演了一出活脱脱的掩耳盗铃式连续剧;前文举例所引的三段歌册,均出自某单位主办潮州歌册培训班时,专门编的教材;还有搞笑的,将潮州民间婚俗中的“做四句”当作歌册广为推介。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潮州文坛老前辈李英群老师颇为感慨,在其撰写的《潮州歌册的源与流》一文中坦诚指出:“……有些作品,名为潮州歌册,却不见押潮州韵,语言缺乏潮州味。而这些作品仍能面世,却从中看出领导者努力培养歌册人才的良苦用心。”话说得极其委婉,也是一片良苦用心,可惜“领导者”有的揣着糊涂装明白、有的却揣着明白装糊涂。值得庆幸的是,潮州市文化馆编辑出版的《潮州歌册作品集》,收录了许多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正本清源,还原潮州歌册不少被搞混了的问题的真面目。诚如李英群老师在该书前言中所说:“编印这个集子,其主要意义不在于为读者提供唱本,而是作为史料,供研究者查阅,供创作者参考。”

    最后,就潮州歌册创作与吟唱的关系,谈谈我的粗浅理解。创作与吟唱是潮州歌册的两个方面,用比喻的方式表述,我觉得它们的关系好似水和鱼。鱼儿存活离不开水,吟唱没有创作出来的歌册本子也肯定不行;而本子好比是水,水除了可以养鱼之外,还有其他很多作用;当然,本子除了供吟唱,还可以供阅读、供研究、供配上音乐舞蹈演出,等等。归根到底,我想表明的意思,就是抓好潮州歌册的创作是传承工作中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在发表于《潮州社科》2014年第二期的《闲聊潮州歌册》一文中,曾经说过:“有关部门如果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发现、吸引、帮助和支持有兴趣写潮州歌册的作者、特别是年轻作者,多写些新的作品,留住‘火种’,便会有更大的希望。”这是我的心声、也是呼吁,尽管人微言轻,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我鼓起勇气再呼唤一次。因为我从《潮州歌册作品集》一书的出版,感受到情况发生了某些可喜的变化,知道还是有人愿意切切实实做些工作,而不是一味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原因。可以相信,只要在正道上前行、一步一个脚印,潮州歌册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会长久传承下去。

作者
陈锡权
来源
潮州日报
发表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