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利是潮州著名的刻书专业店。由李芸岩创办于20世纪第二个十年(约公元1916年)。时李氏兄弟四人：李芸岩为长，次李芸亭，老三李芸梅，老四李芸窗。兄弟不分家，戮力同心，各各为办好刻书店恪尽职守。
李万利原名“李万利春记”，后称“李春记”、“李万利”。主业是从事于潮州歌册的刻板和印行。初创之时，由李芸岩先从潮州另一间家道中落的刻书铺瑞文堂购进部分藏板，在太平路四进士亭边开设坐西向东小店，店面虽小，生意却日见兴隆。先后出版的歌册有《刘进忠三春梦》、《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罗通扫北》等，其中尤以《双鹦鹉》板数最多，印制颇精，不失为歌册中深具代表性之鸿篇巨制。李万利除刊行歌册外，还出版了《四书》、《五经》、《千家诗》、《幼学琼林》、《千字文》等童蒙读本。当时的出版物，有销本地或外省的(如福建东山)，但更大量的是销行南洋一带。
随着出版业务的不断拓展，李万利店迁至义安路铁巷头，铺面朝东，背靠己略黄公祠。住家则在同安里11号，这里既是日常起居饮食之处，也是板片集中贮存之所。
板片均用梨木。当时专为李万利板刻的有两家：一家在马使埕，刻书业衰落期改刻印章；另一家在府前街，沦陷时，全家饿死。日本侵占潮汕后，李万利将全部板片运至沙洲朋友家中秘藏，南洋销路中断，生意一落千丈。抗战胜利后，秘藏于沙洲的板片虽悉数运回，但苦于南洋销售渠道一时难以恢复运作，兼之部分板片散失。此时的李万利，真可谓举步唯艰。上世纪五十年代停业。“文革”爆发，李万利贮存板片全部被没收，并送至李厝祠对面的一家幼儿园当柴烧。理由是“废物利用”!因为梨木最易着火，而且裁成一块块十分规整，进灶口便当极了，实在不失为十分理想的燃料!这哪里是“废物利用”，简直就是“一物多用”!试想，板片既可印书，又可煮水烧饭!说“一物多用”绝不过分。就这样，李万利刻书业，便在全新形式的“服务生存”烈焰中化为灰烬……
李万利刻书，从起步至绝版，刚好半个世纪。半个世纪的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说长道短，归根结底一句话：李万利所刻“潮州歌册”实在算得上是潮州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潮州歌册”之所以引人瞩目，正是因了它保存着大量的潮州方言信息：方言文字与方言读音。
地域方言的研究，离不开田野考古。而田野考古的成果，还得依靠文字，将飘逸的声源转化为具象的符号。李万利所刻“潮州歌册”，便保留着大量的潮州方言之具象符号。将之搜集，爬梳，并作知性加工，这显然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对长期积淀于民间口头语言事象的性质和功能进行实证性研究之系统工程，是科研视觉逆向变换的系统工程。而科研视觉的变换，必会带来诸多有价值的成果：首先是把语言学由经验引向科学，对语言诸基本要素作分解和梳理，如“能指”和“所指”、“任意”和“约定”、“同时”和“历时”等等。次则可从中找出现代汉语方言调查与研究的新法，获得在汉语方言分类学与类型学上的有益启示。
文化一旦以传统的形式积淀下来，便包含有超时空的普遍合理性因素。传统的回顾，实质是基于对现实的兴趣。因此，我们倡导创造性地、灵活性地去理解传统，和传统对话；传统才会成为新文化创造的“灵感”和“源泉”。
众所周知，方言是精确表达地域文化的手段。作为传统文化标志的方言，理应是以具象形式高度体现传统文化内涵并足以唤起人们文化认同与文化乡愁的物质。因为人一开始学习当地语言，便意味着开始接受当地文化的熏陶。而一个人的思考也必然要在当地语言的结构中发展。它塑造了当地人的思考模式。毫无疑义，李万利出版的“潮州歌册”，正是这种能激活文化认同、文化乡愁物质的载体，概称之为李万利现象也无不可。
笔者曾造访李万利后人
胡适在《人生策略》中说：“人生本无意义。你要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此说可以当作座右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