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姿娘（女人）素有勤劳、贤惠、顾家的美誉，这自然与潮汕文化的长期浸润和熏陶分不开，而其首作俑者便是潮州歌册。过去的潮汕姿娘，大多不识字，没有文化，然而，谈起我国历史上诸如秦琼、程咬金、狄青、杨家将、岳飞、
何谓潮州歌册，林有钿在《潮州讲唱文学初探》一文中说：“潮州歌册从早期的潮州弹词衍变而来。”郭马风也说：“潮州歌册是潮汕俗文学形式中最流行的一种说唱文学，它是从弹词演变而来。”（《潮州歌册——潮汕俗文学的一宗丰富遗产》）而李英群在《歌册拉杂谈》中则说：“潮州文人受弹词的启发，在潮州歌谣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方言叙事长诗。”可见，无论是“衍变”或“演变”也好，“启发”也罢，潮州歌册源于潮州弹词则无可置疑的是他们的共识。所不同者，在于郭马风的说唱文学说和李英群的“方言叙事长诗”说。笔者以为，单纯从潮州歌册的文本来说，因其题材主要是：“一、根据历史演义小说改编的故事，如《隋唐演义》；二、公案故事，如《大红袍》；三、潮州名人故事，如《翁万达》；四、才子佳人故事，如《临江楼》；五、民间故事，如《苏六娘》。”（林有钿《潮州讲唱文学初探》）说它是“方言叙事长诗”未曾不可。然而，其题材除了历史故事与民间故事之外，尚有非叙事的题材，如《百屏灯》之类，则又非方言叙事长诗所能囊括。更重要的是，潮州歌册不仅仅是阅读的，更是“吟唱”的，因此，就其艺术形式来说，笔者更愿意说它是从早期的潮州弹词衍变而来的一种方言说唱文学。
我与锡权兄结缘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我有幸参与了庵埠青年文学社的创办。成立不久，适逢
锡权兄的潮州歌册创作，秉承潮音潮韵通俗晓畅的接地气传统，着眼于广大妇女群众，题材广泛，内容生动，音韵和谐，优美动听。首先，我们从题材方面看。除了应景的宣传类作品之外，锡权兄潮州歌册创作的题材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叙事类题材，二是抒情类题材。前者分短篇与长篇，短篇叙事作品有新编故事：《老师就是育花人》、《蜜月恩怨》、《姑娘的嫁妆》、《“管得宽”新传》、《山村绽开文明花》、《电波情缘》等，民间故事有《乌豆鸟》、《姑嫂鸟》等；长篇叙事作品主要有历史故事《红幡》。后者分人物抒情篇：如《山水长留颂韩公》、《人物风流史如歌》等；景物抒情篇：如《榕魂》、《鼓韵》、《潮州八景新唱》、《百鸟新声》、《百花争艳》、《游赏潮州牌坊街》等。相比于传统潮州歌册取材于历史章回小说和潮剧长连戏改编之局限，锡权兄的潮州歌册大大地拓宽了取材范围，使其创作视域更加开阔，从而也就使潮州歌册这一民间说唱文学更加有了用武之地，更加长袖善舞。
再说语言文字方面，锡权兄的潮州歌册创作也有了不少新的变化。一是趋向于“雅”化。传统的潮州歌册虽“沃土根深”，然“原非白雪”，其受众多为潮汕地区城乡广大的家庭妇女与绣花姑娘。她们大多不识字，仅靠其中略懂几个文字者吟唱。故传统的潮州歌册用的都是她们能够听得懂的方言土语，如《百屏灯》开篇第一节：“活灯看了看纱灯，头屏董卓凤仪亭，貂蝉共伊在戏耍，吕布气到手捶胸。”“了”（意“完”，与普通话不完全一样）、“头”（意“第一”，普通话有此义，但在排序方面一般不用）、“共伊”（和他，即吕布）都是潮州方言用词。锡权兄早期的潮州歌册也还带有这样的痕迹。如：“小河现今列前茅，
二是语言文字趋向于诗化。传统的潮州歌册因受众的缘故，追求口语化，甚至土语化，虽讲究一、二、四句押韵，每一节换韵，但只求朗朗上口，音韵和谐。传统诗词不仅讲究语言的优美、含蓄，讲究意蕴、韵味，也讲究音韵，除了押韵、平仄，还有粘对。锡权兄有深厚的传统诗词功底，写起歌册来，自然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俗韵含诗笔”（林汉秋语）。如：“且看滔滔韩水流，滋润崛起新潮州，改革春风正强劲，人民巨笔写春秋。”（《山水长留颂韩公》）再如：“大海丧生化鸟儿，每年乌豆播种时，漫山遍野寻弟弟，声声弟弟声声凄。”（《乌豆鸟》）音韵和畅，诗意绵绵。
语言文字趋向于“雅”，趋向于“诗化”，使潮州歌册雅俗共赏，与现时潮州歌册受众文化程度的提高相适应，体现了锡权兄与时俱进的敏锐视野与大雅大俗的审美观，是值得肯定的。
再次，从结构上看，锡权兄的潮州歌册创作在结构上也趋向于诗化。典型的例子是长篇歌册《红幡》。开篇之首，作者仿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用了一首词——《满江红》；而结尾也用了一首词——《金缕曲》。而中间的正文部分，则全部采取章回体小说的结构，每一回的标题都采用一副工整的11字对联。如第三回：“沙里淘金 林晋诚心挑俊杰，水中映月张宏慧眼辨忠良。”全篇六回，除了第六回70节外，其他各回每回都是64节。首尾呼应，层次井然，结构既完整又精致，显然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的佳构。开头结尾用了两首词，每回开首用了一副11字的对联，有明显的诗化痕迹。受众显然就不是目不识丁的妇女，而是文人。受众的不同是时代的变迁使然，也是历史的进步。而潮州歌册创作的诗化无疑是锡权兄与时俱进“沉静探新路”的必然结果。
锡权兄对潮州歌册创作的情有独钟，虽缘于儿时母亲低吟浅唱的感染，也有着留住“火种”之执着。这种执着，我是十分赞赏的。不过，对于潮州歌册，我以为既要留住火种，就得创新，只有与时俱进，创新前行，才能留住“火种”。锡权兄自1978年开始写潮州歌册，由“雅兴绵延”到“沉静探新路”，至今已走过了30多个年头，这种坚持历史不会忘记，探索出来的一些新路我也是赞赏的。
首先，语言文字的雅化乃至诗化，使潮州歌册“俗韵含诗笔”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时代的不同，历史的进步，潮汕地区城乡的家庭妇女早已告别了目不识丁的年代，潮州歌册在底层民众中也已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基础，加上声光电传媒娱乐手段的全面渗透，潮州歌册要留住“火种”，方法之一就是把它作为文化遗产给“馆藏”起来。然而，潮州歌册倘要求生存，求发展，则非“沉静探新路”不可。因而，由大俗向大雅转化，便是其新路之一。
以锡权兄潮州歌册创作的叙事和抒情两大类题材观之，笔者以为叙事性题材作品，尤其是像《乌豆鸟》、《姑嫂鸟》等民间故事题材和像《红幡》这样的历史故事题材，完全可以把它作为方言叙事诗来创作。庄群说：“现在的歌册要很多人来唱来听已是不可能的了，如说书门类一样，由过去的听故事变成现在的看故事，听歌册也完全可变为看歌册。”（《人民心底通俗史世道人心万花筒——关于潮州歌册》）把听歌册变为看歌册，把通俗的说唱文学改造为高雅的方言叙事诗尤其是方言长篇叙事诗，填补我国历史上少有叙事诗创作的文学空间。既保留了潮州歌册“方言叙事长诗”（李英群语）的火种，又发展了潮汕地区的方言叙事诗，同时又加强了我国文学史上叙事诗创作的弱项。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其前景也是十分广阔的。这是潮州歌册求变革，求发展的可行路向之一。
至于抒情类题材作品，包括锡权兄最为满意的写人咏史题材《人物风流史如歌》和写景咏物题材《百鸟新声》、《百花争艳》三部曲。笔者以为则应该向“大俗”方向发展。尽管这类题材的作品锡权兄写得最得心应手，也最满意，得到的荣誉也最多最高，尽管这类作品“从内容到语言都明显有别于旧歌册，尤其是语言，更具有新诗词的韵味，也更规范化了（李英群《歌册拉杂谈》）”。但这类题材作品，由于其语言明白晓畅，音韵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更适合于“听”，而不是“看与读”，倘把它“雅化”或“诗化”，反而凸显匠心。因而，笔者以为干脆让它“大俗”，把它作为潮州方言说唱文学来发展也许更适合它的素性。这样，既可保留潮州歌册原来的“‘土谈’以及方言特有的句式”，保留“通俗化、口语化、生活化无疑是刻本潮州歌册曾有的最鲜明特点和突出优点”（李英群《歌册拉杂谈》）。又可利用电视台、电台等传播平台拓展它的空间，使之成为亦庄亦谐、寓教化于娱乐的新型潮州方言说唱文学，跻身于现代社会的快餐文化之中，其前景也应该是十分广阔的。这是潮州歌册求变革，求发展的另一可行路向。
以上是我拜读锡权兄潮州歌册作品后的一管之见，也算是为锡权兄的“沉静探新路”敲敲边鼓，提供一己的点滴参考意见，但愿能对留住“火种”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