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短篇到长篇、从创作到教唱，汕头本地文史学者鄞镇凯与潮州歌册“打交道”50多年
“澄海上华玉窖村，高氏一族好仔孙。男耕女织幼课颂，耕读世家人斯文……”这一节富于潮汕乡土气息的歌文，来自汕头本地文史学者、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理事兼传播室副主任鄞镇凯先生创作的潮州歌册《高绳芝》。这部《高绳芝》，是他近年来创作的首部长篇潮州歌册。
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创作潮州歌册，到搁笔中止，再到重燃创作热情，鄞镇凯已与潮州歌册“打交道”50多年。如今，他再度进入创作潮州歌册的“高峰期”，在《高绳芝》出版后还将有两部长篇歌册作品面世。在创作的同时，他还不遗余力以进校园、进社区的方式推广、教唱潮州歌册，不断传播发扬这种用潮汕方言编写、有着整齐音韵和完整故事情节的说唱艺术。而他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保护、抢救潮汕方言，让更多人特别是少年儿童既会唱、又会讲。
他是潮州歌册的守望者，是潮汕文化的传播者，也是潮汕方言的保护者。
潮汕民间特有说唱曲艺形式
潮州歌册是以潮汕方言写作的长篇叙事唱本，属于曲艺范畴的说唱文学。歌册的说唱俗称“唱歌册”，是潮汕民间特有的说唱曲艺形式。
潮州歌册起源于何时，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有学者认为，它是由唐代以来的苏州弹词演变而成，形成于明代中叶，繁盛于晚清至民国。据了解，初始的潮州歌册都是手抄本，多有错漏。明清时，民间艺人着手将唱本重新整理成册。自清代后期以来，潮州歌册出现了木板刻字、石印、铅印、油印、缮印、影印等印刷本，并广泛流传于民间。
据鄞镇凯介绍，潮州歌册是潮汕的”女书”。为什么这么说？原来，在以前的潮汕大地，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随处可见潮州歌册说唱的场面。尤其在农村，几乎每乡每里都有一个让村民聊天休憩的“闲间”。每当夜幕降临，村民结束一天的劳作，梳洗完毕之后，便纷纷来到“闲间”谈天说地，而妇女们则更喜欢三五成群，唱起潮州歌册。而对于旧时妇女在埕头巷尾、门前树下吟唱潮州歌册的生动情景，他仍记忆犹新。
在鄞镇凯看来，潮州歌册主要元素是故事加方言韵文，因而也可以说是“潮汕方言叙事诗”。他介绍，潮州歌册同小说一样，要有一个中心思想，主题明确，情节完整，并注重塑造典型人物。它比小说的故事性还要强，具有情节发展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各个基本因素。因而，这种用潮汕方言编写、音韵整齐、通俗顺口的说唱艺术，便受到过去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劳动群众尤其是劳动妇女的欢迎。
潮州歌册的歌文押韵也有讲究。据鄞镇凯介绍，歌文多为七字句，四句为一节，第一、二、四句押韵，必须押方言平声韵；第三句不押韵，末一字一定要是仄声字。每节之间要更换一韵。
“这些规则是潮州歌册自身的艺术功能所决定的，并非故弄玄虚。”他介绍，押平声韵者，因为潮州歌册没有弦乐伴奏，诵唱者在唱到第一、二、四句押韵之处要通过拉长声来抒发感情，而平声的调值高扬，有利于诵唱者拉声，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每节换一韵则能使歌文层次分明，增强音乐感，充分发挥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青少年时代已开始创作歌册
潮州歌册在民间流传数百年，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潮汕各地还有不少文化人仍在创作新作品。一些以革命故事为内容的新潮州歌册流行一时，在各乡村文化室及绣花场常有唱听活动。其中，如《白毛女》《杜鹃山》《红灯记》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由于深受民众喜爱，汕头曲艺团体也曾把潮州歌册搬上舞台演唱。
鄞镇凯正是当时热衷创作潮州歌册的作者之一。从青少年时代开始，鄞镇凯就提笔写短篇潮州歌册，大多用在学校、农村、企业的黑板报上。后来，又经常应汕头市广播站和汕头日报编辑之约而写，并发表在报刊上。
“当时发表的潮州歌册有《龙州和虎山》（与许秋合作），讲述社会主义新时期乡邻关系的故事，开头两节是‘桑浦风光数龙州，山明水秀景色幽，青枝绿叶四季旺，新开舵河绕村流。龙州隔岭是虎山，自古龙虎不相和，二个乡里二县管，代代械斗无年安。”还有一篇是讲述廉政故事的《闹宴》，开头两节是“有一新事真正奇，家官大开公家钱，未婚媳妇把关紧，庆功宴上闹翻天。维修造厂陈旭刚，高龄圆圆三十双，身为厂内党书记，职位高来名声红。”谈起过去创作的潮州歌册作品，鄞镇凯如数家珍。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潮州歌册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受众的大幅减少，也让鄞镇凯失去了创作潮州歌册的热情。”听潮州歌册的人少了、唱潮州歌册的人更少了，更甭说写潮州歌册的人了。”
与此同时，研究潮州歌册的人却越来越多，认为潮州歌册应被抢救、保护和传承。在多方呼吁之下，潮州歌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将歌册说唱形式音乐化舞台化
文化氛围使然，文化自觉使然，鄞镇凯有了重新拾笔创作潮州歌册的冲动。很快，他迎来了一次创作的机会。
2008年夏天，广东省文联和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举办“第二届广东省民间歌会”。汕头市组建了队伍准备参赛，却苦于缺乏具有地方特色的表演作品。当时，就有人推荐了潮州歌册《英台行嫁》，认为潮州歌册是具有潮汕特色的说唱曲艺，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一提议启发了时任汕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的鄞镇凯。他认为，选择形式，更要选择内容。如果选择以潮州歌册这一形式来参赛，就必须创作贴近生活的新作品。
于是，他根据汕头市四位残疾人不畏艰险，奔赴汶川心理赈灾的事迹写出了题为《四人五脚进汶川》的潮州歌册作品，并请广东潮剧院导演吴殿祥老师谱曲，由汕头市曲艺团组队表演，并以汕头市文联代表队的名义参加了广东省第二届民间歌会，取得银奖第一名的好成绩。有关专家认为，《四人五脚进汶川》之所以取得成功，除了故事感人之外，对歌册说唱形式进行音乐化、舞台化的改造，也是其得到受众欢迎的重要原因。
而在鄞镇凯看来，以往”全村妇女聚一室听歌册，今晚听不完，明晚再继续”的形式明显已经不适合世情，因此，歌册作品宜短不宜长，以100段内描写一个完整的故事为宜。作品可供坊间诵唱，可以发表在报刊，也可以大量增加潮乐元素，搬上舞台。而《四人五脚进汶川》就是一个新的尝试。
他认为，这次综合性文艺实践再次提供了潮州歌册演唱改革成功的实例——传统的潮州歌册演唱是有词无曲，一人独唱；《四人五脚进汶川》则是有词有曲，由多人组成演出队伍。
创作歌册讲好“潮汕故事”
在此次实践的激励下，鄞镇凯又写了名为《海岛虎痴黄辉孝》的短篇潮州歌册。他还在多个场合表示乐意收徒传授写歌册技巧，希望以自己微薄之力促成潮州歌册的保护工作“活态化”。
种种尝试却收效甚微，难道潮州歌册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鄞镇凯不甘心，他还想再努力。潮州歌册《高绳芝》正是基于这一想法创作出来的。
高绳芝是清末民国初期潮汕著名的华侨实业家、革命家、慈善家，更是汕头埠的开埠功臣。根据介绍，高绳芝清末与叔父高晖石配合兴办汕头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创办汕头开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开设机器榨油厂；在澄海首创振发织布局，引进日本新式织布机械；架设汕头至澄海有线电话，开澄海民用电话之始。高绳芝还积极参予并赞助黄冈起义和惠州起义。辛亥革命时，他为革命大局奔走，出私财几十万银元平息军阀的战火保住汕头埠。高绳芝病逝后，被民国政府追认为丁未“着花红”烈士。为缅怀高绳芝支持辛亥革命和举办地方公益事业的功绩，汕头中山公园建设委员会特在园中建“绳芝亭”。
对于从小就一直在“绳芝亭”逗留游玩的鄞镇凯来说，高绳芝是他一直仰慕的人物。他认为这个时代的潮汕名人，若从“才、财、修、义”全面来考评，无人可与高绳芝比肩——“有他富者，没有他前清举人的文化牌子；有如他舍命投奔革命者，没有他那么巨大的财富捐赠革命党；有才情比他高者，没有他善于经商的雄才大略。”在他看来，“汕头埠的发展，高绳芝功不可没。”
于是，他根据高绳芝的故事脉络，以潮州歌册的形式进行创作，在文史的框架熔铸进文学的元素，“先报告后文学”。整部歌册1700多节，除了引首、尾声，共分为“忠厚世家”“少年壮志”“弃文就商”“投身革命”“开埠功臣”“护埠英雄”六个章节。目前该作品已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完成《高绳芝》之后，鄞镇凯并没有停笔。趁热打铁，他又进入到另一部潮州歌册《侨批情》的创作。在这一部新作品中，他以“许怀宽”作为故事主角，讲述了一家几代人从当批脚送侨批，到抗战时期利用侨批递送支持抗战的故事，并探讨体现出侨批业”诚信”这一特点的构成。鄞镇凯说，比起《高绳芝》，《侨批情》的创作成稿更快。在坚持天天写的情况下，他仅用了3个月就完成了2400多节的创作。接下来，他又计划以“左联五烈士”之一、民国时期潮汕著名女作家冯铿为对象，创作第三部潮州歌册作品。
观察这三部作品可以发现，鄞镇凯写潮州歌册，大多以潮汕文化或潮汕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作为素材进行创作。在他看来，潮州歌册姓“潮”，就应该讲好“潮汕故事”。
以推广潮州歌册“抢救”潮汕话
在笔耕不辍创作潮州歌册作品的同时，鄞镇凯并没有放弃让潮州歌册保护“活态化”的心愿。他不遗余力地将潮州歌册引进校园、引进社区，举办纯公益唱歌册培训班，已有几名学员学成开始帮助办班授课。而他本人也成为了潮州歌册的市级非遗传承人。
做这一切，除了希望推广、活化潮州歌册之外，鄞镇凯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切的愿望——抢救潮汕话。他说，文字和语言是文化之根，潮汕话包含了很多古汉语成分，保留了很多古音、古词、古义。然而，现在很多潮汕人已讲不好潮汕话，甚至有些孩子已经不太会讲潮汕话。
对此，他非常痛心。为了保护和抢救潮汕方言，他曾利用灯谜、对联等艺术形式来传承潮汕话，但效果并不好。而在创作潮州歌册的过程中，他发现，只要会唱上十几段歌册，就不用担心“不会说潮汕话”的问题。
“潮州歌册是诵唱给大众听的曲艺艺术、是一种顺口动听的文学作品，所以它要求语言更口语化，所用的语言必须是人们熟悉的活的口语，也即常用的民间俗语、村言俚语。因此，希望借潮州歌册的推广，让更多人学讲潮汕话、会讲潮汕话。”鄞镇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