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歌册:最有资格姓“潮”的文化遗产
在潮州浩如烟海的地方文献中有一朵民间文学之花——潮州歌册,它如一首七言的长篇叙事诗,又如一部诗歌体小说,通俗易懂,故事性强,吸引和影响着当时的人们。由于潮州歌册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艺术性,使得它成为潮州民间文学和民俗活动独特的样式,在潮州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潮州浩如烟海的地方文献中有一朵民间文学之花——潮州歌册,它如一首七言的长篇叙事诗,又如一部诗歌体小说,通俗易懂,故事性强,吸引和影响着当时的人们。由于潮州歌册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艺术性,使得它成为潮州民间文学和民俗活动独特的样式,在潮州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杨佩华从事钢琴教学,与西洋音乐打交道,却又痴迷潮州歌册这一乡土文化;她性格爽朗,做事干净利索,唱起潮州歌册来却情感丰富,缠绵悱恻。她是一位很有个性的非遗传承人,走上潮州歌册的传承之路,也显得与众不同。很多非遗传承人,都是一生从事着该项事业,在多年的默默坚守中被发掘出来的。而她,却是在人到中年与潮州歌册“重逢”,一种潜藏于内心的情怀被激发之后,才选择了全身心投入去抢救这一濒临失传的民间文化。她“毛遂自荐”,参与潮州歌册的保护、推广和研究;她自掏腰包办培训班、出专辑,做各种公益推广和宣传。
近日,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传来喜讯,潮州歌册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列入中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标志着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又有新的进展。
作为此次申报工作人员之一的我,对潮州音乐,潮州文化虽有一定的了解,但对潮州歌册的了解还不是很深。记忆中小时候母亲到生产队绣花场赚“工分”,我跟着去那玩。那时没有收音机,只有生产队的高音喇叭播放着革命样板戏。绣花场的姑娘们自娱自乐,由一位会“笑呱”的阿婶手执歌册,开口就唱。没有乐器伴奏,也不必事先排练,完全是即兴的。先是唱现代的,比较革命的。接着就有《杨家将》、《穆桂英挂帅》等爱国历史故事等等。有时“笑”到傍晚还不回家,更有甚者忘记家中的家务,没有回家做饭。那是我儿时对潮州歌册的印象。如今,这种古老的说唱形式,随着现代社会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已经很难再现昨日风采,甚至已经再难现于寻常百姓家。因此,申报非遗,对弘扬潮州歌册这一传统文化有着重大的意义。
曲艺是以口头语言进行“说唱”的表演艺术形式,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艺术文化的发展演进中,占据着十分特殊的地位。不仅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普通民众的精神与心灵,而且孕育了诸如章回小说等文学体裁,是众多地方戏曲剧种得以形成的重要母体。千百年来,在中国最广大民众的精神审美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产生着恒久的影响。
曲艺作为以口头语言进行“说唱”的表演艺术形式, 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艺术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占据着十分特殊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 中华各民族和各地区曾经和正在流行的曲艺品种,不下500 个。自古以来, 这种综合性表演艺术形式的艺术传统, 包括说唱脚本的传承流布, 主要是凭借口耳相传的方式, 文字刊本在历史上极为罕见。这就使得那些有幸得以刊行的曲艺曲本, 显得愈加独特和珍贵。遗憾的是, 时至今日, 对于这种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 尚未有过全面系统和深入集中的搜集、整理与出版。除了宋元话本的断章残卷, 上海出土的十三种《明成化说唱词话》, 以及“敦煌遗书”里的变文、话本与曲子词等等以外, 真正属于曲艺艺人演出脚本的曲本文字, 即使在各地曾经有过不同程度的刊布传抄, 如今也是零零星星, 难得一见, 亟待搜集发掘和整理保存。
为了改变这一面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经过积年筹备, 向国内及海外多方搜求, 将散布各地珍贵稀见的旧版曲艺曲本分门别类、结集整理, 以《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 、“ 木鱼书卷” 、“苏州弹词卷” 、“子弟书卷” 、“宝卷卷” 、“敦煌变文卷”等形式陆续影印出版。在填补出版史上此类选题空白的同时, 也为中华艺术文化和审美文化的深入研究, 提供了殊为可贵的文献资料。
记者六日从福建东山县有关部门获悉,国务院最新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东山歌册”列入其中。
2006 年5 月20 日,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8 项),漳州有6 项,其中“东山歌册”也被列入。
歌册又称“潮州歌册”、“潮州歌文”、“闽南语歌仔册”、“闽南语歌册”、“歌仔簿”。是流传于东山的曲艺曲种(流传粤东、闽南地区漳州、泉州和台湾地区)的一种说唱文学体裁。清代由潮州、汕头地区传入,是用潮州(闽南语)方言说唱的,说唱者多为妇女,原名“潮州歌册”,传入东山后称“东山歌册”。
歌册的形成与艺术特点
一定的文学艺术是一定经济、政治的产物。歌册的形成,首先受北方的评话、弹词的影响,流行于江南一带的说唱文学的传入,吸收歌谣、潮剧、畲歌、秧歌、俗曲、词话等艺术形式与长篇叙事特点之后而逐步发展的。
歌册卷帙浩瀚,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流传久远。据有关专家算计,歌册总数约500 种。经过“文革”破坏,保存下来的约200 部左右,能列出书目约300 部,歌册长短不一,以数万字占绝大多数,最长达五六十万字,最短也有一万字上下。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就典籍而言,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的经史子集,同时还包括最广大民众所创造并拥有的表演艺术脚本和口头文学传本。这样说不是没有根由,且不论司马迁《史记》中许多篇章写成主要得益于古代历史的民间口承传说,就是被后世顶礼推崇的《诗经》三百篇,也无一不是对民间百姓歌吟诵唱的收集筛选和整理记录。由来已久关于文化典籍的“雅”“俗”分野,从根本上说,原是一道并不存在的鸿沟。如果有,也只不过是形质打扮上的精粗之别。
陈发文先生是汕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汕头市老一辈的民间艺人,擅长说书、口技,善写潮汕方言表演类作品,曾任汕头市文工团专职创作员,上世纪五十年代长期担任汕头市职工业余曲艺队队长,活跃舞台多年。1965年获“汕头地区革命故事汇讲比赛”第一名,旋即被选派到广州市南方剧院举办“革命故事演讲专场”(全省获此殊荣的故事员3人,另2名分别来自广州市和韶关市)。